第1章
薄荷糖与算盘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,深水埗的空气能拧出水来。“柏谚修表铺”的柜台后面,额头几乎抵在放大镜的金属圈上。铺子里光线暗,父亲舍不得开大灯,只在工作台上方悬一盏四十瓦的灯泡。昏黄的光晕里,灰尘在慢悠悠地飘,像极了此刻橱窗外被暑气蒸得发软的街道。,指尖能感觉到上面细密的齿。这是街尾陈伯的传家怀表,1910年的老东西,表壳背面刻着“**·上海汇丰银行纪念”——字是花体,有些笔画已经磨平了。陈伯早上来的时候,用汗津津的手帕包着表,说话时嘴里有很重的烟味:“阿谚,修得好不好?修不好也没事,我就是……想听听它还能走。”。修不好,那三个月的铺租就不能抵。。这两个字沉甸甸地压在十二岁少年的脊梁上,让他拿镊子的手腕必须稳,不能抖。隔壁“李记茶餐厅”的李叔昨天又来过了——不是催债,是送了一碟刚出炉的蛋挞,站在门口**手说:“不急,真不急,等阿谚修好陈伯的表再说。”,递了根烟,火柴划了三次才着。火光亮起的瞬间,吕柏谚看见父亲佝着的背,像一张拉得太久的弓。“柏谚!”,热浪和声音一起涌进来。。他穿着深水埗官立小学的夏季校服,白衬衫的领子被汗浸得发黄,手里端着个白瓷碟,上面堆着三个菠萝包。面包刚出炉,金黄的酥皮在昏暗的铺子里亮得晃眼,甜腻的香气蛮横地撞进来,把机油和金属的味道挤到了一边。“我爸让拿来的。”李玉斌把碟子放在玻璃柜台上,自己拖了张圆凳坐下。凳子腿短了一截,他坐下时晃了晃,又伸手扶住柜台边缘——那动作很自然,像是做过千百次了。。他用绒布擦了擦手,才去拿菠萝包。手指陷进酥皮里,发出细碎的、令人心安的“簌簌”声。他另一只手摊在下面接着掉下来的碎渣,等接了一小撮,才仰头倒进嘴里。。烫。黄油在舌头上化开,顺着喉咙滑下去,暂时填满了胃里某个空了很久的角落。“你数学做完没?”李玉斌从书包里掏出练习册,塑料封皮上印着变形金刚,边角已经卷起来了。他翻到最后两页,指着上面的追击问题:“这个,看不懂。”。甲车从A地出发,时速六十公里;乙车晚半小时从*地出发……他拿起铅笔——笔是街上派发的广告笔,印着“陈记跌打酒”的红字——在草稿纸上画了条线段。A点,*点,箭头,数字。他的字很小,很工整,像表芯里的零件,每个都该在它该在的位置。“设甲出发后t小时两车相遇。”他边说边写,“乙少走半小时,所以乙的时间是t减0.5。”
李玉斌歪着头看,额前的碎发垂下来。他看得很慢,嘴唇无声地动着,像是在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嚼碎了咽下去。过了大概一分钟,他肩膀松下来:“哦,要设两个。”
他从裤兜里摸出个东西,放在玻璃柜台上。是个铜制的旧怀表壳,没有机芯,外壳雕着缠枝莲的纹样,边缘被摩挲得发亮。吕柏谚拿起来,对着灯泡看。铜壳是温的,带着李玉斌的体温,内侧刻着一行英文,有些字母已经模糊了:“To my dearest, 1945.”
“福婶给的。”李玉斌压低声音,像是分享一个秘密,“她说在垃圾站捡到的,让你看看能不能配个芯子。她孙女下个月嫁人,想送这个当嫁妆。”
吕柏谚小心地把表壳收进绒布袋。他知道福婶的孙女,那个笑起来有虎牙的女孩,去年嫁了个跑远洋货轮的船员,半年才回一次**。这条街上的人,总想用有温度的东西,拴住那些越漂越远的生活——就像他父亲修了三十年的表,修的不只是齿轮和发条,是别人舍不得扔掉的时间。
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。不是黄昏该有的那种暖金色,而是一种浑浊的铅灰色,像是有人在天上泼了一大盆洗过抹布的水。风开始大了,卷起街上“陈记跌打酒”的广告单,白花花的纸在空中打了几个旋,啪地贴在了对面“李记茶餐厅”的玻璃门上。
“要打风了。”李玉斌凑到窗前,鼻尖几乎贴在玻璃上。他说话时呼出的气在玻璃上晕开一小团白雾,又很快消失。十二岁男孩的侧脸还圆润,但眼神里已经有了点大人看天气时的审慎——茶餐厅最怕台风天,备好的叉烧会馊,水浸了地板要翘,客人也不会来。
吕柏谚没接话。他把修好的怀表装进木盒。木盒是父亲自己做的,榫卯结构,不用一根钉子。扣上搭扣时,发出“咔”一声轻响,清脆,确定。他转动手柄上发条,一圈,两圈,三圈——表盘上的秒针开始走了,滴,答,滴,答,声音在突然安静下来的铺子里格外清晰。
“修好了。”他说。
话音刚落,街上的灯一盏接一盏灭了。
停电了。
深水埗的老街坊对台风天停电习以为常,但今天不一样。黑暗来得太快,太彻底,像是有人猛地抽走了整个世界的光。铺子里只剩下工作台上那盏用电池的应急灯,发出惨白的光,照得吕柏谚的脸一半明一半暗。
李玉斌站起来,走到门边往外看。整条北河街像一条被突然掐断了呼吸的喉咙,黑沉沉地瘫在那里。只有远处“李记茶餐厅”的二楼窗口,亮起一点烛光——是李叔点了煤油灯。
“我该回去了。”李玉斌说,声音在黑暗里显得有些空,“我爸肯定要搬沙包堵门。”
他转身要推门,又停住,从另一个裤兜里掏出个东西,塞到吕柏谚手里。是颗薄荷糖,绿色玻璃纸包着,已经被体温焐得发软。
“给你。”他说,“上次你帮我修好了计算器,还没谢你。”
吕柏谚握着手心里的糖。糖纸窸窣作响,薄荷的凉意透过纸渗出来。他想说“不用谢”,想说“计算器只是接触不良”,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。
李玉斌推门出去了。铜铃又响了一声,随即被淹没在猛然大起来的风声里。
吕柏谚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。他剥开糖纸,把糖放进嘴里。清凉的甜在舌尖炸开,一路凉到喉咙深处。他走到工作台前,借着应急灯的光,打开那个装怀表的木盒。
表还在走。秒针一格一格地挪,不急不缓,像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天。
他把木盒合上,放进抽屉最深处。然后从书包里掏出自己的作业本——不是数学,是作文。题目是《回归日的感想》。他在昏暗的光线里写下第一行:
“今天放学时,李叔给了我三个菠萝包。他说,明天就是新的一天了。”
写到这里,他停下笔,抬头看向窗外。
风更大了。能听见招牌在晃,铁皮屋顶在响,还有不知道谁家窗子没关好,哐当哐当地撞。雨还没有来,但空气里已经满是雨的气味——那种潮湿的、带着铁锈和泥土腥气的、属于台风的气味。
他想起父亲早上出门前的背影,想起李叔**手说“不急”,想起陈伯看怀表时的眼神,想起福婶想要修好的嫁妆,想起李玉斌手心里那颗还带着体温的薄荷糖。
然后他低下头,继续写:
“我想,新的一天,应该从修好一件旧东西开始。”
街对面的茶餐厅二楼,煤油灯的光从窗户透出来,在狂风大作的夜里,暖得像一颗舍不得熄灭的星。
而在更远的地方,维多利亚港的方向,庆祝回归的烟花已经在仓库里准备好了。只是此刻没有人知道,几个小时后,当烟花本该升起时,**正经历二十年来最大的一场台风。
吕柏谚也不知道。他只是在应急灯越来越暗的光线下,写完作文的最后一个字,然后从抽屉里拿出福婶给的铜表壳,对着光,仔细看那行刻字:
“To my dearest, 1945.”
给最亲爱的,1945年。
是谁送的?又是送给谁的?为什么最后会流落到深水埗的垃圾站?这些他都不知道。他只知道,此刻这颗薄荷糖还在嘴里慢慢化开,清凉的甜混着机油的铁锈味,成了一种奇怪的、让他许多年后都忘不掉的味道。
窗外的风,呜咽着,像有什么东西正在路上。
李玉斌歪着头看,额前的碎发垂下来。他看得很慢,嘴唇无声地动着,像是在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嚼碎了咽下去。过了大概一分钟,他肩膀松下来:“哦,要设两个。”
他从裤兜里摸出个东西,放在玻璃柜台上。是个铜制的旧怀表壳,没有机芯,外壳雕着缠枝莲的纹样,边缘被摩挲得发亮。吕柏谚拿起来,对着灯泡看。铜壳是温的,带着李玉斌的体温,内侧刻着一行英文,有些字母已经模糊了:“To my dearest, 1945.”
“福婶给的。”李玉斌压低声音,像是分享一个秘密,“她说在垃圾站捡到的,让你看看能不能配个芯子。她孙女下个月嫁人,想送这个当嫁妆。”
吕柏谚小心地把表壳收进绒布袋。他知道福婶的孙女,那个笑起来有虎牙的女孩,去年嫁了个跑远洋货轮的船员,半年才回一次**。这条街上的人,总想用有温度的东西,拴住那些越漂越远的生活——就像他父亲修了三十年的表,修的不只是齿轮和发条,是别人舍不得扔掉的时间。
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。不是黄昏该有的那种暖金色,而是一种浑浊的铅灰色,像是有人在天上泼了一大盆洗过抹布的水。风开始大了,卷起街上“陈记跌打酒”的广告单,白花花的纸在空中打了几个旋,啪地贴在了对面“李记茶餐厅”的玻璃门上。
“要打风了。”李玉斌凑到窗前,鼻尖几乎贴在玻璃上。他说话时呼出的气在玻璃上晕开一小团白雾,又很快消失。十二岁男孩的侧脸还圆润,但眼神里已经有了点大人看天气时的审慎——茶餐厅最怕台风天,备好的叉烧会馊,水浸了地板要翘,客人也不会来。
吕柏谚没接话。他把修好的怀表装进木盒。木盒是父亲自己做的,榫卯结构,不用一根钉子。扣上搭扣时,发出“咔”一声轻响,清脆,确定。他转动手柄上发条,一圈,两圈,三圈——表盘上的秒针开始走了,滴,答,滴,答,声音在突然安静下来的铺子里格外清晰。
“修好了。”他说。
话音刚落,街上的灯一盏接一盏灭了。
停电了。
深水埗的老街坊对台风天停电习以为常,但今天不一样。黑暗来得太快,太彻底,像是有人猛地抽走了整个世界的光。铺子里只剩下工作台上那盏用电池的应急灯,发出惨白的光,照得吕柏谚的脸一半明一半暗。
李玉斌站起来,走到门边往外看。整条北河街像一条被突然掐断了呼吸的喉咙,黑沉沉地瘫在那里。只有远处“李记茶餐厅”的二楼窗口,亮起一点烛光——是李叔点了煤油灯。
“我该回去了。”李玉斌说,声音在黑暗里显得有些空,“我爸肯定要搬沙包堵门。”
他转身要推门,又停住,从另一个裤兜里掏出个东西,塞到吕柏谚手里。是颗薄荷糖,绿色玻璃纸包着,已经被体温焐得发软。
“给你。”他说,“上次你帮我修好了计算器,还没谢你。”
吕柏谚握着手心里的糖。糖纸窸窣作响,薄荷的凉意透过纸渗出来。他想说“不用谢”,想说“计算器只是接触不良”,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。
李玉斌推门出去了。铜铃又响了一声,随即被淹没在猛然大起来的风声里。
吕柏谚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。他剥开糖纸,把糖放进嘴里。清凉的甜在舌尖炸开,一路凉到喉咙深处。他走到工作台前,借着应急灯的光,打开那个装怀表的木盒。
表还在走。秒针一格一格地挪,不急不缓,像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天。
他把木盒合上,放进抽屉最深处。然后从书包里掏出自己的作业本——不是数学,是作文。题目是《回归日的感想》。他在昏暗的光线里写下第一行:
“今天放学时,李叔给了我三个菠萝包。他说,明天就是新的一天了。”
写到这里,他停下笔,抬头看向窗外。
风更大了。能听见招牌在晃,铁皮屋顶在响,还有不知道谁家窗子没关好,哐当哐当地撞。雨还没有来,但空气里已经满是雨的气味——那种潮湿的、带着铁锈和泥土腥气的、属于台风的气味。
他想起父亲早上出门前的背影,想起李叔**手说“不急”,想起陈伯看怀表时的眼神,想起福婶想要修好的嫁妆,想起李玉斌手心里那颗还带着体温的薄荷糖。
然后他低下头,继续写:
“我想,新的一天,应该从修好一件旧东西开始。”
街对面的茶餐厅二楼,煤油灯的光从窗户透出来,在狂风大作的夜里,暖得像一颗舍不得熄灭的星。
而在更远的地方,维多利亚港的方向,庆祝回归的烟花已经在仓库里准备好了。只是此刻没有人知道,几个小时后,当烟花本该升起时,**正经历二十年来最大的一场台风。
吕柏谚也不知道。他只是在应急灯越来越暗的光线下,写完作文的最后一个字,然后从抽屉里拿出福婶给的铜表壳,对着光,仔细看那行刻字:
“To my dearest, 1945.”
给最亲爱的,1945年。
是谁送的?又是送给谁的?为什么最后会流落到深水埗的垃圾站?这些他都不知道。他只知道,此刻这颗薄荷糖还在嘴里慢慢化开,清凉的甜混着机油的铁锈味,成了一种奇怪的、让他许多年后都忘不掉的味道。
窗外的风,呜咽着,像有什么东西正在路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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